摇篮里的叙事曲

刘泽颖

    摇篮，一束束稚嫩生命之花在这里绽放。然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助你生活、奋斗、成长的区域环境，也是你人生的另一只大摇篮。

    北观——长寿区人民医院，我们无数个兄弟、姐妹就是在这个大摇篮里，共同度过了五十多个寒暑,经历了她兴衰起落的岁月和一个个欢乐与烦恼的故事。在“摇篮”七十华诞之际，忆起那远去的日子，虽然只是点点滴滴、零零散散，但仍令人激动、心暖。

    艰难中前行

    1961年，结束了两年下放锻炼之后，又一次回到曾在医学领域里启蒙我、抚育我的摇篮——长寿县人民医院。每日里穿上白大衣，挂上听诊器，来往于病室之间，专注于疾病之中，倒也乐哉。但这是个十分艰难的岁月。三年干旱，赤地千里，加上某些政策的失当，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生活艰辛是现代生活在阳光下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机关里每人每月食粮十九斤，一日三餐多以有盐无油的“牛皮菜”、“藤藤菜”伴饭，半月打一次“牙祭”（吃肉），为了推行“大食堂”，农村不准家存隔夜之粮。由人体热量的严重透支所带来的营养不良症（当时是称之为水肿病）无处不见，因其亡者，屡见不鲜。这是大地的悲哀，人民的悲哀。我们摇篮也未能逃过这一劫。内科病房的二楼里收满了由区社医院转来的重度“水肿病人”，一部分因缺床而卧在地铺上，无药可治 ，只有眼巴巴地望着他（她）们一个个无言地离去，厚土在流血，皇天在流泪，太平间里不太平啊！全院职工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如整理环境，远赴菩提山播种，八颗公社挖土耕田等等。任何人没有休息日，每晚或开会或学习两小时，不少职工也开始出现浮肿。为了减负，只得裁减职工：1958年后入城工作的人员仍放回农村。病床由200张压缩为150张、130张、110张。许多住院病人无力付费，欠费累累。为了维持运转，组织了一支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收费队伍下乡催费。其结果是收回一叠叠欠条，所收现金无几，还不够支付收费人员的出差补助费。在这异常艰难的时刻，县委县府支出决定性的一招：按此前欠费全免，由县财政拨款补足。此招真是雪中送炭，立度难关。

    按常理说，在这三年的艰辛苦境下，一是缺经验，二是缺老师，三是缺信息。我们的业务水准应该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意外是医疗水准、管理水准明显提高，长足进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得益于一群“天外来客”——重庆医学院两批数十人的下放劳动锻炼队伍，他们中各学科的医疗骨干都被留在县医院参与具体工作，每批工作一年。同查房、同手术，举办各种训练班，开展学术讲座，使得本院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迅速提高。检验科原只查三大常规，在他们的生化老师努力下，很快建立了生化室，填补了检验科的一大空白。外科由原只做下腹部手术上升至能做上腹部手术，妇产科、内、儿科等科室的业务水平均有较大进步，他们还带来了各项管理制度的更新，使我们的“摇篮”成为了当时周边同级县医院中的佼佼者。

    诚然，在逆境中能长足行进，除有上级的引领与支持和外力的推动，还离不开内在力量的迸发，这个力量是全院职工自强不息，克勤克俭，努力奋斗的精神凝聚而成。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后退，没有人逃逸，也难有人叫苦，真所谓众志成城啊！

    难忘的岁月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加上一些政策的调整，社会进入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日子。这时，“天外来客”虽已离去，然每年有风华正荗的大、中专毕业生源源不断的分来，市里又从市属各医院下放来了一批当时被称为“种子”的医护人员、医技人员。原有的、新进的，携手共进。大“摇篮”里呈现出一派人丁旺盛，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6年“大四清”运动展开了，当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涂的时候，“史无前例”也开始了。“摇篮”里出现了一支“不陌生而又陌生”的队伍。说他们不“陌生”，是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是本院职工，说他们“陌生”，是指职工们不敢与之接触，碰面也视为路人。队伍中有“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地主阶级孝子孝孙”、“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总称为“牛鬼蛇神”。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能离开工作的就集中起来住与吃，或打扫厕所或抬尸体。离不开工作的白天上班，晚上或接受批判或参加小组学习。在小组学习中有些情势很难应付，如常常在学习前要唱“我是贫农的好后代”等革命歌曲。如果不跟唱，立即被斥之为“反动透顶，革命歌曲都反对”。如跟唱了，又立即有人喝斥：“住嘴，你们哪配是贫农的好后代”，真是左右为难，啼笑皆非。这支队伍一直到“文革”中期，其中大部分人名正言顺地解散，“牛鬼蛇神”的帽子也随之摘掉，回归“革命队伍”中去了。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中，“摇篮”处于半管半不管的状态。管，是“摇篮”里尚有“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时不时开大会讲形势，布置政治学习。不管，是指没有人认真地、制度化地研究医院管理及其业务工作，也没有人定期下科室检查工作、布置工作，解决问题。但医院里的日常诊疗业务，除武斗期间关停数日外均未停止过运转。这是因为“摇篮”肩负的责任是事关群众生死攸关的大事，来了病人，谁都不敢懈怠，加之医护人员的工作程序及操作常规，早已成制度化，勿需有人检查催促，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四季流转一样地自然运行。

    十年中值得留下一笔的是社会上派性争斗延伸至“摇篮”里的痕迹和影响。社会上有两派，“摇篮”里也不例外。“掌权派”势强人旺，“在野派”力弱形单，平时两派关系还过得去，但当社会上的派性恶性膨胀时，“摇篮”里的两派关系也随之紧张起来，尤其是在社会上武斗兴起之时，“摇篮”里也剑拔弩张，口舌与笔墨之争交织上演，不过即使是“争斗”到了白热化的时候，院内也没有发生过任何肢体接触的“战争”。1968年社会上武斗高峰期，“摇篮”里“在野派”的大部分人也离开了工作岗位躲藏起来。据我所知还有人浪迹他乡。这种状况断断续续维持了一年多才恢复了正常。
十年动乱中，还有些人因为“历史”问题而离开了我们。富有数十年行医经验的张玉书“畏罪”自缢而亡。早负盛名的老中医赵晋川因患“慢阻肺”得不到正常治疗，在家中带着他瘦弱的驱体走了。前内科负责人罗君严医生集中到院外参加有“问题”人员学习班，不幸坠崖骨折并发肺部感染而去。他们在“摇篮”的建设和发展中，都有过自己的一分贡献，那些贡献其实已定格于众多患者之中。以上的林林总总，对“摇篮”里的事业都带来了有形和无形的损失。

    时光已流逝三十多年，时代在前进！人民在前进！往事已了了无痕，但教训应当记取。我相信这种不正常、不和谐的局面，绝不会重新上演了。

    诚然，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由于科技人员的能量释放，所创所获，可谓硕果累累，但仍有一些瑕疵，值得我们去总结、去克服、去提高，方能留住永恒的春天。